我叫杨晓雪，男，47岁，初中文化，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人。作为原“法轮功”的习练者和坚定的“护法”者，在1999年4月25日，还参加了组织在北京府右街的集会活动，但仍然无法挽留父亲的生命。

　　为了治病，学法练功

　　1998年，那年我19岁，初中毕业不久，没有其他技术特长，在家里跟着父亲杨大元，承包十几亩土地种菜，偶尔也打点零工，维持生计。父亲因长年累月奔波劳碌，经常出现高血压、失眠等疾病，到过医院治疗，但效果不理想。后来，二姨魏素敏串门，得知父亲身体状况，向他推荐说能治百病的奇功“法轮功”，并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叮嘱我与父亲一起学法练功，强身健体。她还强调李师父说:“唯一要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就唯有修炼。”在二姨多次游说下，我们半信半疑地跟着练起来，练了大约三、四个月，逐渐痴迷得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大姨、大嫂和四婶也纷纷加入，大家经常通宵达旦，交流练功学法心得。

　　接到通知，施压政府

　　1999年4月24日晚上，我与父亲杨大元、魏书萍、许丽荣、李淑珍、陈瑞地、王木梅等在家里一起学法，西江村功友的王有福（身高约167cm,圆脸，短发，瘦瘦的）突然来到我家，刚进门口，气喘吁吁地说：“明天4月25日，上面辅导站要求我们练功人去北京府右街上访，向国家反映我们的练功情况，要求去的人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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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们几个一脸疑惑，王有福又说：“天津有练功人向报社反映情况，有几个人被抓了！我们去目的是要“讲清楚”，去“护法”，改善练功环境，要求释放被抓人员，其他练功点都已经落实到位了，我本来不想通知你们新学员，不过上面说还是要通知到位。”我们几个面面相觑，在嘀咕着是否去，王有福见我们犹豫不决，就拿出了一篇师父《挖根》的新经文，跟我们学了一遍，并反复强调要“走出来才能圆满”，否则“不是大法弟子”。

　　杨大元学完后主意已决，对王有福说：“你怎么去北京，能不能跟你一起去？我不认识府右街在哪里?”王有福说：“我也是挤别人租的大客车去，已经装不下了，现在连大客车也租不到了。我坐的车凌晨4点就要走，到了北京有人接，带我们去府右街。我对北京也不熟，没法去接你们，现在要赶紧回去准备一下。”他临走时，特别跟我们强调此事要保密，不能让无关人员知晓。王有福走后，我们问陈瑞地什么主意，陈瑞地说：“这件事有点儿大，有跟政府对抗嫌疑，我想先去北京，过几天看看再说。”听了他的意见，就散了各自回家。

　　为上层次，参加“护法”

　　晚上睡觉时，我思来想去，觉得自己练功时间短，知道自己距离“圆满”太远，但又不想失去这样重要的“护法”机会，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明天自己先到现场看看再说。因为李洪志师父说要去说明情况就去。第二天早上，我什么也没有拿，也没跟家人打招呼，只带了几十元钱，就坐上到北京的公交车出发了。到了六里桥站下车，换乘两次公交车到了天安门。我沿着长安街往西步行一段路，但是，没有找到府右街，于是再次换乘才找到。下车后，我看到府右街一侧的人行道上站满人，街道也挤满人，排了很长一段路，人山人海。前面一排人站着，后面的人有的坐着休息，有的看书，有的吃东西，路边还有几个着装警察在警戒。当时，离我几十米远，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中长发，圆脸，边走边对路边人说着话，由于距离远，听不清楚说什么，像是维持秩序。更远处还有一个男的除了协助外，还不停跟别人窃窃私语，像是在谋划什么。我自己较内向，不爱说话，没有与其他人交流，看到身边这些练功人也不交谈。听到身后两个妇女在路边说话，一个三十多岁，梳马尾辫，话语温和，声音细腻；另一个四十多岁，短头发，说话干脆利索，她问：“你们练功点来了多少人?”年轻的回答说：“除了两个老太太没来，共来了十二个人，村里两个练功点租了一辆大客车来的。”短发妇女说：“我们那片儿，辅导员就租到两辆车，昨天中午他就租好了车，下午就租不到了，有些练功点较小都没通知，因为两辆车不够坐，好多人都来不了。我还算是幸运的，知道得早，他们租车时，我就报名了。”我回身看了她们一眼，听口音不像我们那里的人，旁边一个女的，对她们两个说：“小声一点儿，没听刚才那女的说吗？尽量保持安静，不要跟外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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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府右街时，快接近中午了，因为自己早上没有吃东西，饿的有点头晕，就想先去找个地方先吃点东西。于是，我就向王府井方向步行，走了没多远，迎面有七、八个农民打扮的朝着府右街走来，有的拿着布兜，一看就是来参加“4.25”聚会的。其中，有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回答前面一个高个男说：“不知道，怎么也得呆几天，等待结果。”这时，自称是法轮大法研究会派来维持秩序的大个子站出来说：“没有结果大家都不要走，就是坐到天亮也要坐！”因为实在太饿了，当时没有停留，就听到他们说了这些话，边走边想，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王府井离府右街有点远，走得很累了。我到王府井吃了点东西后，就走进一间书店里，边看书边休息约一个多小时。从书店里出来，已经接近下午两点，我边往回走边想，如果现在再回去，太迟就回不了家。于是，决定先回家，明天看情况再来北京，直接坐公交车去六里桥站等车回家。

　　后知后觉，上当受骗

　　到家第二天的早上，由于去北京走路有点多，腿脚疼痛，打算休息一下。下午，村里通知说不许去北京了。后来听父亲杨大元说，“4.25”聚会那天晚上十一点，政府派车把到北京参加活动的，全部遣送回县公安局，核实身份并做了登记和口头警告，要求这些人每天早晚到乡派出所报到。

　　回家后的几天，我心里忐忑不安，好像什么东西堵住了。因为被禁止到北京上访，父亲杨大元在家练功学法比以前更积极了。总只想着，政府不允许，就要用身体好转来证明‘大法’的可修性。一方面，他没按时吃药，导致病情不稳定；另一方面，坚持练功，学法到深夜，甚至通宵，极大地伤害了身体。由于处于春夏之交，咋暖还寒，疏于保健预防，导致父亲杨大元血压不稳，突发大量脑溢血，出现呕吐并伴随呼吸不畅，逐渐陷入昏迷，我急忙将其后送医院抢救，一个月后，因为病重，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临终前父亲问我:“雪儿，为什么师傅不救我?难道我们做得还不够吗？”我竟无言以对，痛不欲生。

　　原来“4.25”那天，有一万多名“功友”被李洪志蛊惑、非法聚集了去北京上访，一方面，他们认为是为“大法”争取所谓的更加宽松而且更好习练环境；另一方面，也想提高自己所谓功力和层次。当时没有想那么多，还以为是“讲真相”的好机会，脑子一热就参加了。现在细想，这无审批的集会游行，竟是严重违法犯罪活动，不但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扰乱整个社会秩序，而且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后来，观看了原“法轮功”骨干分子的采访报道，才知道原来这是李洪志在背后策划与指挥，“把普通练习者推到‘闹事’第一线”，进行反党反政府的政治阴谋和犯罪活动。

当事人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