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对市域治理理念、治理格局、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市域邪教治理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要求改变由政府包揽、粗放管理、条块割裂等不合时宜的旧理念、旧机制、旧方法，主动求变创新，方能提高治理成效，保障市域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幸福安康。

　　一、新时代市域邪教治理工作出现新变化

　　1、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强调合法权力来源的多样性，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公民等都是合法权力的来源。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在市域范围内，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等都是治理的主体。任何一个单一主体都不能垄断规范和管理的实践过程。因此，适应市域治理现代化新要求，邪教治理必须从从过去“社会管理”模式下的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即由政府包揽，向政府负责、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享有的“多元共治”社会化治理新格局。

　　2、更加注重依法治理。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法律法规先行。邪教治理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法治保障。然而，我国迄今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反邪教法》，没有形成完备的反邪教法律体系。治理邪教主要依据《宪法》、《刑法》、《治安处罚法》、《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等。这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查禁取缔邪教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国家有关邪教治理的法律规范还不系统、不完善，过于零散，没有形成一个逻辑自洽、内容协调统一的体系，造成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够强，执行力度不够，不能形成对邪教的有效管控和打击。除了国家层面要推动反邪教立法，给予邪教治理更强的法治保障外，市域也需要加紧制定完善治理邪教的地方性法律规章，才能有效地防控打击邪教，提高治理成效。

　　3、更加注重系统治理。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下的邪教防范处理工作，缺乏系统思维和系统谋划，往往“条块割裂”，就邪教问题简单处理邪教问题，偏重打击，轻铲除邪教滋生的不良诱因。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攻坚战，短期内可以收到反邪效果，但难以产生治理长期效应。新时代市域邪教治理，要求加强反邪教工作的系统谋划，组织打好本地区反邪工作持久战、攻坚战、立体战，做到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标本兼治。一方面要统筹好市域范围内的境内境外、地上地下、网上网下防范打击邪教活动，挤压邪教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市域经济，化解社会矛盾，持续改善民生和社会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切断邪教传播的途径。

　　4、更加注重精准防控打击。做好精准防控工作，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是做好市域邪教治理的关键之策。邪教组织策划、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总是有迹可循的，总是选取最薄弱的地方、最易感的邪教人群下手。这一点提示我们要深入研究邪教斗争规律和反邪工作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以县域、乡镇为单元，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的邪教防控策略，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避免搞简单化、“一刀切”或者“大水漫灌”无差异化的做法，既浪费资源，也不利于集中优势力量实施重点防范。对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要运用“专群结合”等传统有效手段和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坚持露头就打，坚决不给邪教任何扩散蔓延机会。

　　二、于变局中寻求突破，多管齐下开展市域邪教治理工作

　　（一）树立科学理念，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必须深刻把握市域邪教治理的特点及规律，秉持科学的治理理念，不断提高市域邪教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一是坚持党对市域邪教治理工作的领导，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及时研究解决市域邪教治理重大问题。把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落实到邪教治理各方领域、各个环节，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市域邪教治理的效能。二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破除“政府单一主体”旧思想和旧体制樊笼，确立“人民群众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是推动市域邪教治理的原动力”的理念，坚持治理为民、治理靠民，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才能把市域邪教治理变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生动实践，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是树立开放、融合、协商的理念。在市域范围内，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市域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邪教治理的主体。各主体之间既要秉持平等、包容、协商的原则，不断丰富“治理邪教为大家，治理邪教靠大家”的制度化实践，又要充分整合不同治理主体的功能，实现治理要素的深度融合，厘清各方责任，构建政府负责体制、群团组织助推体制、社会组织协调体制、人民群众参与体制，最终形成“多方参与、互动协调、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邪教治理行动大格局，才能产生治理效能的“乘数效应”。

佛山市各界群众参加反邪教共治活动

　　（二）加强法治建设，为邪教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国家层面，要继续推动修订和完善邪教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如对思想痴迷、却没有实施邪教犯罪行为的邪教高危人员，建议出台相应法律，可以借鉴《传染病防治法》《禁毒法》《反恐怖主义法》中对传染病人、吸毒人员、恐怖活动嫌疑人强制监管、隔离的法律法规，对他们采取强制隔离和矫正方法，最大限度地防范化解不可预知或难以控制的风险。应鼓励社会力量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其中，为党和政府反邪教的统筹部署提供建设性意见；邀请法学、心理学等专家和反邪志愿者一起到信徒家中走访，为其解决思想疑惑，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其走出邪教泥潭；组织信徒参加社区公益性活动，驱除邪教思想阴霾，找回生活阳光等等。设区的市也要不断完善防范和处理邪教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为市域邪教治理提供法律支撑。如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禁止性规定来看，邪教组织无法通过登记获得合法身份，但是不排除有在递交登记资料时掩盖非法目的、编造虚假材料企图蒙混过关的情况。为此，地方要完善社会团体登记的审查机制，严格审批程序，对于涉及宗教等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团体，在审批中应当施行专项审批，切实摸清待审批团体的“家底”，将有邪教倾向的组织遏制在萌芽状态。

　　（三）加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提高邪教治理效能。邪教治理必须自觉放到统筹市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中去整体谋划，协调推进，做到“防、疏、打”三结合。一是要大力发展市域经济，持续改善和保障民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避免群众因贫、因病、因矛盾积累，身心困顿，被邪教蛊惑掉入陷阱。二是要加强科学文化传播，普及生命科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医疗保健知识教育，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规律，掌握科学心理调适方法，逐步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夯实群众自觉拒邪防邪的思想文化土壤。三是要加强反邪教法治宣传教育，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方式，揭露邪教各种蛊惑蒙骗手段及其危害，筑牢全民识邪、防邪、拒邪、反邪的思想防线，提高警惕性，这样邪教组织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四是要精细化管理，精准化防控和打击。市域要把反邪教工作纳入社会不稳定因素日常排查之中，对重点人员、部位、领域开展排查，发现隐患及时予以处置。要进一步加强对现有在册人员的管理工作，准确掌握其动态情况，建立动态化、实名制的排查摸底机制，实行分类管理，采取不同的帮扶和管控措施，加强精准防控，最大限度地稳定他们的思想，把隐患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利用邪教组织实施破坏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要坚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坚决予以依法惩治，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绝不能让其形成气候。

　　（四）善用现代科技手段，借力借智，提升精准打击能力。近年来，邪教组织利用互联网技术，对网站篡改、植入后门程序、利用信息系统安全漏洞对国内群众进行反动宣传，通过发表新闻、开展评论、讲述故事等方式，大肆传播歪理邪说，蛊惑人心，导致一些群众陷入邪教泥潭。因此，运用现代网络科学技术切断邪教传播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从技术上进行反制。针对有害信息的网络预警和信息过滤技术、网络防火墙技术、网络安全和密码技术、信息屏蔽技术、网络瘫痪技术等，都应当予以有效利用，以堵塞邪教组织的防范漏洞。另一方面，要对市域防邪反邪的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加强网络安全教育。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城市中的社区、城乡结合地带、农村逐渐成为邪教组织发展渗透的重点区域；社区中的老年人群体、外来务工群体、留守老人及儿童，成为邪教组织发展信徒的重点对象。这些情况提示我们，必须加强网络阵地监督，启动大数据监控，提升精准化打击的能力。如在社区要关注业主微信群、妈妈微信群，在城乡结合部和农村要关注外来工微信联络群和村民联络群，及时在群里宣传反邪教知识，让群众擦亮眼睛，提高防范邪教的警惕性。此外，各地还要加强跨区域反邪合作，加强市域邪教治理相关经验的交流与行动配合，构建多元主体合作交流平台。通过区域间的合作，加强反邪资源共享和政策落实，促进不同地区之间优势互补，共同铲除邪教势力，提高市域邪教治理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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