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伴随影片《周处除三害》的热映，类邪教现象——“精神控制”有害培训也引起社会关注。片中，本是三害之首的重罪通缉犯林禄和，通过精心地自我包装，化身“精神领袖”，通过精巧设计的骗术和洗脑的言论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最终达成敛财的邪恶目的。其中，信徒精神受控程度之深使其不畏死亡，观众惊讶之余无不心生悲愤。2023年9月，广州市白云区公安机关在上级统一指挥下，一举摧毁了“心菲梵”“精神控制”有害培训这一非法组织，抓获核心骨干21名，教育训诫参与学员208名。同年10月，检察机关以“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决定逮捕主要嫌疑人，使该案成为广东省首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对“精神控制”有害培训非法组织实施打击的案例，为全国同类案件的打击处置提供了可供参考复制的办法。借此契机，本文拟对“精神控制”有害培训的实质、特点、危害和机理进行剖析，并思考防范对策。

　　一、“精神控制”有害培训的界定、起源和特点

　　“精神控制”有害培训，也称“精神控制”类有害培训，是指借鉴传销模式，以信息咨询、心灵培训、领导力培训、精神和能量提升等为旗号，以成功学、心理学、催眠术、甚至摘取宗教教义为洗脑术，通过无限发展学员、收取高额学费来达成非法敛财的类邪教行为[1]。

　　“精神控制”有害培训起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出现的大型团体意识培训（large awareness training，简称LGAT），这类培训的目的并非通过推销某项产品来赚钱，而是通过短短数天的持续强化训练，来说服受训者接受并信奉创始人（导师）提出的特定生活信条或哲理。他们通常宣称，这套哲理能够几乎解决人间的任何难题，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行动指南，甚至可以治愈全人类所有的疾病。总之，采用他们信仰体系能够使参加者的生活更丰富、更美好。在LGAT的影响下，美国出现了大量类似培训，如“高级经理成功培训班”（Executive Success Programs，简称ESP培训）、“里程碑教育”（Landmark Education，简称Landmark）、“生命源泉”（Life Spring）和“人类计划”（Mankind Project）等，但这些培训均不断遭到投诉，甚至身缠人身伤害诉讼[2]。

　　综观这些年来LGAT衍生出的各类“精神控制”有害培训，其特点可概括如下：

　　一是善于包装引诱特点人群。这类机构往往针对富裕阶层和精英人士，看重其出资能力，瞄准其高层次精神需求，披着“突破自我”“激发潜能”“静心灵修”等外壳，号称可传授所谓个人自我完善、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等技巧。为提升个人魅力，导师往往不惜编造光鲜简历，打造全知先知人设，将自己包装成精神大师，以蛊惑受众。只要诱惑到第一批学员，凭借精神控制，便可学员拉学员，再通过环环相扣、包装精美的培训名目以及持续不断的各类团体活动，使其可以不断地收割“韭菜”，获取巨额收益。

　　二是善于伪装逃避法律监管。这类培训机构一般都有正规的营业执照，所从事的活动类似于日常的管理能力培训，培训的过程和内容都是高度保密，学员都被要求承诺绝不向外人透露学习内容。因此，公众很难了解其内部的真实情形，对其是否存在违规违法行为难以了解和掌握。更为关键的是，机构幕后团伙处心积虑研究法律空子，一般都是只拉一级人头，拉人者是为了完成任务并不要报酬，所以很难认定为普通的传销，而对于“邪教”的认定标准又非常严格，显然并不适合此类机构，这就构成了处置此类问题的法律难题。

　　三是借助心理手段实施洗脑。培训地点通常远离市区，与外界隔绝，并收走学员通讯工具，要求寄宿全日制参与课程，通常持续五天以上。在此基础上，借助团体心理学和催眠手段，制造情绪冲突和压力，削弱参与者理智判断能力，再趁机灌输导师精心设计的世界观和人生哲理，达成洗脑和精神控制的目的。很多当事人在被洗脑后往往会留下后遗症，甚至可能会出现精神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

　　二、“精神控制”有害培训的危害

　　近年来，LGAT的各类变种流入我国，滋生大量“精神控制”有害培训，如：2016年，《新京报》披露的“创造丰盛”心灵辅导机构非法敛财内幕；2018年9月深圳警方破获的首例以“教练技术”为名，通过非法有害培训实施精神控制的新型传销案；2019年，名噪一时的成功学大师陈安之被《消费日报》曝光涉嫌“精神控制”有害培训后，消失于大众视野；2022年，广东警方破获的兜售所谓“灵魂沟通服务”的有害培训案件；2023年，浙江警方破获的“成功学大师”杨涛鸣有害培训案件；以及2023年广州市白云区破获的“心菲梵”“精神控制”有害培训案件等。这些有害培训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一是危害意识形态安全。精神控制的核心手段是通过洗脑来灌输生活信条或人生哲理以实施精神控制，而这些信条和哲理往往带有极端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其类似传销的模式又具有广泛传播的特点，若不加控制，将有大量民众被其错误思想所蛊惑，直接威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像“法沦功”一样被敌对势力操纵利用，危害国家政治安全。

　　二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为达成短期内获得精神控制的目的，精神控制培训班内充斥着剧烈的情感张力，常常伴随着团体内的冲突对抗方式，有时甚至借身心解放之名搞集体淫乱。参加人员往往要经历数天的情感对抗，接受严格监督，最终变得思想偏激、行为偏执、失去操守，甚至引发家庭破裂，最终做出大量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引发社会问题，这也是精神控制经常酿成身心受害惨剧、屡遭投诉的原因。

　　三是破坏个人家庭和谐。精神控制以非法敛财为目的，往往收取高额学费，参加者受其不实宣传诱惑，倾尽积蓄报名，最终使个人和家庭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精神控制通过封闭式强化培训和剧烈情感冲突制造压力，迫使参加者臣服于导师，接受控制，这个过程会使当事人认知力下降、情感和价值观扭曲，常常造成家庭失和，甚至破裂，待其醒悟后，往往留下精神创伤。

　　三、“精神控制”有害培训实施精神控制的机理

　　“精神控制”有害培训实施精神控制一般要经过心理学家爱德格·施恩所描述的强制性说服的三个阶段：解冻、改变、重新冻结[3]。

　　解冻是一个动摇自我意识的过程，通常是在人毫无察觉的状况下进行，伴随着大量痛苦的忏悔和导师严厉的苛责和挑剔，目的在于摧毁之前的信仰体系及归属感，制造对该团体情感依赖需求。

　　改变就是通过前一阶段制造出来的对团体依恋的饥渴感，使学员接纳该团体所宣称的理念，削弱正常的思考能力，灌输一种依赖性的行为习惯。前两个阶段完成后，结果会是一个人在信仰及情感模式上开始变得更加依赖该培训团体。

　　重新冻结，也可称象征性死亡和重生阶段，在此阶段中，认知和情感的轨迹交织在一起，相互支持，常常带给个人以重生的体验。此阶段的认知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对团体的归属感及满足感，成为可供该团体驱使的代理人。

　　在实施过程中，这三个阶段具体表现为：受训者在完成初始阶段的培训后，接下来常常是不间断的团体教育，使受训者承诺：继续参加由机构和导师组织的辅导训练。这样，首次培训的效果得以大大加强。在参加了整个培训流程接受了机构和导师的最初教化之后，受训者就会陷入到一种以机构和导师为中心的亚文化氛围里，包括为机构和导师志愿服务，尽管实际上大多数精神营销机构是营利性私营企业并非慈善机构。学员结业后会被鼓励去招募、吸纳其他人员参加培训，成为一支志愿销售队伍，不仅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多的付费客户，而且还可能会让那些本就忠诚的学员更加稳固。这个过程与当下一些培训机构标榜的觉醒、蜕变、感召三部曲有异曲同工之处。

　　四、防范对策与建议

　　一是大力宣传引导，加强源头防范。应清醒认识到，精神控制之所以有机可乘，正是因为部分民众对个人价值和精神成长有更高追求，却对采取何种方式、借助何种渠道缺乏理性而正确的认识。对此，一方面应通过内幕揭露和案例警示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民众的鉴别力；另一方面应有针对性地加强精神文化建设，使精神控制潜在受众能有正确而健康的个人提升路径，从而加强源头防范，彻底破坏滋生精神控制的温床。

　　二是严格审核备案，强化监管力度。政府有关部门在培训机构注册审批、培训活动审核备案时要严上加严，并通过明确监管责任人、落实文化执法巡查、有奖征集线索等措施强化监管力度。针对度假村、休闲山庄等重点区域和场所，要加强排查摸底，及时掌握可能存在精神营销有害培训的线索；针对各类“准精神导师”，要建档立案，加强日常监控，及时甄别动机不正的“导师”，为防范、布控和查处精神营销有害培训打下良好基础。

　　三是强化部门联动，加大打击力度。由党委部门统筹协调，政府部门具体负责，联合政法、宣传、公安、司法、市场监管、教育、文化、金融等部门，建立横到边、纵到底的协作机制，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强大合力。对于各类“精神控制”有害培训，要露头就打，敢动就打，不老实就打，加大惩治力度，最终形成不敢害、不能害、不想害的健康格局。

　　参考文献

　　[1]李玉霞.试述"精神传销"心理控制方法及解除策略[J].中文信息, 2019, 000(002):184-185.

　　[2][3]江涛, 无邪君.培训还是洗脑？“心灵成长”还是“精神传销”？揭秘背后你不知道的事[C].中国反邪教网, 202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