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在“全能神”邪教组织中，骨干成员年轻化呈上升趋势，经受邪教内部歪理邪说长期的荼毒，邪教受害者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家人和志愿者苦口婆心的劝说下，部分涉邪青年依然无动于衷。面对痴迷顽固的涉邪人员，笔者在实践中将流行文化与帮教帮扶工作相融合，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从架设交流框架、唤醒个人情感和打破邪教邪说，浅谈运用流行文化做好涉邪青年的帮教帮扶工作。

　　关键词：流行文化 帮教帮扶 融合

　　谈及流行文化，社会大众往往抱有保守的态度，一方面，部分人可能认为流行文化过分强调物质追求和外在形象，缺乏深度和内涵；另一方面，在数字化和网络化蓬勃发展的当下，流行文化充斥于生活方方面面，其依托语言、图像、音乐、视频等形式传播，已然成为了影响最为广泛的符号体系。学术论文《文化再生产与符号联想:数字时代的中国民俗与国家形象建构》中指出：“社会学家克里斯·罗杰克形容流行文化是这样一种处理如下关系的领域:a. 权力关系; b. 社会变革, 表现在经济、社会、政治、美学和亚文化层面; c. 流行文化数据的编码和表意系统。”[1]流行文化是一种话语权力，其将“价值取向”物化，使得抽象的价值观隐匿于美学的符号之中，也意味着各领域均可基于自身立场对流行文化进行解读或创作。

　　在反邪教工作的新形势下，如何发挥流行文化影响力，探讨将体现着社会大众审美和精神追求的流行文化与反邪教工作相融合，对帮扶帮教邪教受害者，尤其是挽救受邪教蛊惑蒙骗的青年，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一、 流行文化的概念及与帮扶帮教工作的融合背景

　　流行文化，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那些在一定时期内广泛流行，受到大众欢迎和追捧的文化现象。其不可或缺的符号和形象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传递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追求。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现象研究》一文中指出：“流行文化存在于当代中国的各个领域，渗透到了社会的政治，经济，艺术，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中，从而成为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

　　当前，邪教组织中骨干成员年轻化呈上升趋势，经受邪教内部歪理邪说长期的荼毒，邪教受害者的三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如某次帮教帮扶的对象田某，30岁，“全能神”邪教骨干成员，离家十余年全职尽本分，被公安机关抓捕后的田某思想仍然顽固，罔顾事实证据，坚信在行政拘留期结束后便能回归社会。在与其交谈的过程中，笔者观察发现，田某表面温文有礼，但内在逻辑混乱，对抗教育的警惕性强烈——在谈话过程中只要有一丝与法律、宗教、道德相关联的话题，便会以沉默或是以不清楚、没接触等托词对抗。教育工作一时陷入僵局。鉴于上述的种种，要顺利开展帮教帮扶工作，就必须绕开对象内心中的“防御机制”，以一种非刻意的方式打开其紧闭的心扉。经走访了解，误入“全能神”邪教组织前的田某有着和大部分年轻人相同的成长经历。为更好地开展帮教帮扶工作，笔者展开深入的分析判断——在社会结构及经济发展相同的背景下，同龄人的生活形态、艺术品味相似，有着更相同的感受共鸣。以同龄人的视角，运用流行文化的力量架设帮扶帮教工作的交流平台，唤醒其个人情感以及打破邪说的桎梏，更容易帮助田某摆脱“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精神控制。

　　二、以流行元素为切入点，架设良好的交流平台

　　与以往说教形式氛围较浓、目的意图明显的谈话形式相比较，选择符合帮教帮扶主题的流行元素作为构设交流平台的催化剂，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年轻受害者的兴趣爱好、缓解对象的心理压力，也能将帮教帮扶的目的隐匿于流行文化之中，有利于塑造对象基本的辩证分析思维。

　　谈话中，笔者采取自我暴露的方式，向对象分享成长趣事以及喜爱的流行音乐，如“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颇具中国风的《青花瓷》，“天空，划着长长的思念，你的天空，可有悬着想的云”唱出青春烦恼的《天空》等等，对象面对熟悉的流行曲由开始的错愕不解逐渐转变成主动交流“我在学生时期也听过”。在接续的交谈中，对象的情绪开始变得放松，并能够给予正面回应。

　　三、以流行文化引导对象回忆，唤醒个人情感

　　社会学家阿斯曼认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的是连接和联系的作用。‘凝聚性结构’同时把昨天和今天联系到了一起：它将一些应该被铭记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其方式是将发生在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当下的框架之内，从而生产出希望和回忆。”[3]在个体层面上解读，“凝聚性结构”在当下约束着个体的社会行为，连结着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个体对文化认同、区域文化特色及道德取向。当然，与此连结的还有与亲友共同感受该文化所产生的情感。

　　流行文化亦是如此，通过流行文化引导对象回忆过去，是唤醒其对文化的认同、身份的认同和个人情感。当笔者谈论到偶像剧的话题时，田某情不自禁地搭话“我记得以前和哥哥追过一部很火的青春偶像剧《奋斗》，那台电脑还是用我攒的钱买的。”此时，田某已将反邪教工作者当作倾诉对象，分享了在以往看剧中与家人的喜怒哀乐。在接续的教育中，笔者通过让其简述连续剧《奋斗》的剧情，讲述观影感受，为后续的揭批教育埋下伏笔，并向其转述了父母对其的思念之情，介绍了田某家庭的现状，表示其哥哥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开始上幼儿园了，并反问田某：“你很久没有回家陪过家人了吧？”笔者一步步带领田某思考过去与现在对个人及社会感知的差别，田某开始意识到对家人的亏欠，低着头，难掩内心压抑。 

　　四、以戏剧情感内核为主导，打破邪说桎梏

　　为牢牢控制信徒，“全能神”邪教要求信徒远离正常的社会生活，只能接受其单一的信息输入，将信徒框定在独断的语境之下。如“全能神”邪教组织通过歪曲事实诋毁大众正常的价值观、亲情观，践踏个人的能动性，宣称“没有神的供应，人无论怎么努力、怎么奋斗都不会得到人该得到的一切”，并将孝义形容为一种败坏的封建礼仪“儿女孝顺父母是为了什么？父母疼儿女又是为了什么？人的存心都是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打算与自己的私欲吗？”与邪教封闭、狭隘的语言环境不同的是，流行文化承载着大众的共识，能够触发社会大众的共鸣。

　　打破邪说桎梏是挽救邪教受害者中的一项重点工作，如何引导对象进行对照、反思，最终达到察觉邪教本质是一个重点。帮扶帮教实践中，笔者以戏剧情感内核为主导，通过观看青春连续剧《奋斗》的片段，肯定了剧中积极向上和不屈奋斗的意义，并帮助对象进行剧中角色形象分析——尽管角色有着不同的性格及人生态度，但面对生活挫折时，在友情、爱情和亲情中展现出互相包容、互帮互助的态度是触动观众情感的价值内核，同时，笔者陪同对象观看了《寻梦环游记》——一部讲述梦想与亲人的感人故事，并向其讲述对梦想的追求、对家庭的珍重永远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话题，其带来的共鸣是不分国籍、不分语言的。紧接着，笔者打开“全能神”邪教组织的书籍材料进行对比，将其中诋毁个人努力、家庭和情感的话语，一字一句地向对象指出来，并引导其代入思考，“假如连续剧中的主角将家庭、父母、亲友形容为‘撒旦’‘恶魔’，并将个人为梦想而奋斗的行为视作无用功，那不正正是一位坏人的形象吗？观众还会动容吗？”对此，对象的态度已从接触初期的抗拒转变为坦白，回答说，“在‘全能神’的这么多年里，我不是没有怀疑的，我也想过回家”。

　　笔者通过选取正面、有益的流行文化帮助受害者树立起是非观、道德观，通过仔细正邪分析对比，最终促使涉邪青年幡然醒悟，彻底认识到“全能神”邪教是一个反社会、反人性的组织。

　　五、工作启示

　　在反邪教工作新形势下，探讨创新帮教帮扶形式是推动反邪教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面对邪教成员日趋年轻化，逃避心理越加突出的特点，运用流行文化与帮教帮扶工作相融合，一方面，其非刻意的言说方式回避了涉邪人员的对抗情绪；另一方面，流行文化“潜移默化”地向涉邪人员传递着被社会大众认可的价值取向，以其善恶、情感分明的戏剧化面谱，浅白的表现形式帮助对象明析基本的是非观念，以此基础结合具体的剖析材料，有助于对象看清邪教的真面目，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1]苏　筱：《文化再生产与符号联想:数字时代的中国民俗与国家形象建构》[J]，《文化遗产》2024 年第1 期。

　　Chris Rojek，“Introduction to Popular Culture: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 Vol．1(London: Routledge, 2012),1。

　　[2]宋佳佳：《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师范大学.2014。

　　[3]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